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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博说酒|茅台酒与文通书局:民国产业融合发展个例

作者:郭旭 编辑:闵捷 来源:当代先锋网 发布时间:2018-03-26 16:22:12

  跨界融合发展,是今日产业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学术界,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譬如今日之茅台,在酒业则涉及白酒、葡萄酒、鸡尾酒、保健酒等不同品类,同时亦涉足金融投资、地产置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业态,形成一个以酒业为中心、不同产业融合发展的经济实体。但不为一般人所知的是,在茅台酒的发展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跨界融合发展的独特情形。


  这还得从一则史料说其。1946年出版的《金融汇报》第19期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仲朴”的文章,题名《茅台酒与文通书局》。“仲仆”为何许人?限于资料的匮乏,我们难以详知。但从文章内容可知,当是《金融汇报》的一名编者或记者。作者详情虽不得知,文章内容却借由《金融汇报》而保存了下来。在这篇不足千字的新闻报道式文章中,作者倒是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茅台酒及其文化,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俱引如下:


  不久以前,文通书局主人华问渠氏,来长(长沙)一作勾留之后,并曾招待过一次新闻界。各报曾予报道,社会人仕(士),根(跟)着也有很多认识了这个文化事业人。同时,抗战期间,许许多多的人,都因为工作或避难,到过贵州,或住贵州很久。知道此君的,当然更很多。可是华氏的声名的传播,与其说是富甲贵州的地位,或者独营文通书局以及造纸厂,和有规模的印刷厂事业的成就,倒不如说是因为“茅台酒”的驰誉来得响得多。此次华氏行后,本市即有茅台酒的发售,打破以往任何时候的赝冒机会。许多有“杜康癖”者,自然不禁心向往之。盖茅台酒之成名,原为华氏祖传之秘,一百五十余年来,产量一向有限得很,直到抗战期中,才稍提高,但年产还不过二三万斤而已。以前凡属外流的“茅台”,均系西南道上行人之馈赠,谈不上贸易情事。纵或有之,也不过副牌而已。真正的华氏茅台,的的确确只有此次才与长市的商。??椒⑸?叵。笔者写此,不是替华氏来宣传“茅台”,而是藉此引出茅台酒与文通书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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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酒(图片来源网络)


  文通书局,设在贵阳,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为华家所独立创营。成立之初,即筹备举办造纸厂、印刷厂。所有机件(在民国初年时期的新型机件),都由港沪运到贵阳。其意在办成一个规模完整的文化机构,并独步西南后方。其事业精神,是很值得钦佩的。以限于地域的闭塞,与兵乱等关系,始终也无扩充的机会。直到抗战期中,江海区相继沦陷,该区内之文化事业机构,都破坏和转徙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最后一般文化消费者皆到了西南大后方去,于是文通书局的地位才比较的提高了。光复之后,教部将国定书籍发行权,交与所谓“七联”——商务、中华、世界、正中、大东、开明、文通。文通之加入“七联”,也就是他在西南有相当完整的组织系统,过去也有过相当的成绩的缘故。僻处一隅的文通书局,现在也居然“悬牌”在全国各大都市之中,而变成全国性的组织了。这个成功,固然不是偶然的。但其间还有个叨光于茅台酒的关系,盖在抗战的最后三四年,物价波动太激烈,生产又太缺乏了,如他这样文化事业机关,渐渐的不能维持下去——他的造纸厂,曾经招吸过外股——处处都受着经济危机的逼迫。在此期中,华氏个人,就幸亏有茅台酒的盈利,以资挹注,使“文通”挣到了无限光明,是“文通”受“茅台”的惠,实在不小。现在“茅台”又随“文通”而跑到湘汉京沪市。?飧?腔ナ芷浠菀欢问率。李白、刘伶文名与嗜酒并重,华氏之成功,与“文通”“茅台”而并传,亦古今之佳话也。(仲仆:《茅台酒与文通书局》,《金融汇报》,1946年第19期,第12页)


  原文共两段,篇幅不长,但信息量相当大,其核心内容均聚焦于华问渠、茅台酒和文通书局上。


  如众所知,抗战及胜利后的一段时期内,茅台酒形成了华茅、王茅、赖茅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其中,以华茅创设时间最久、品质最高,尤受时人称许。在清末民国年间的贵州,华氏可说是一显赫的家族。当时贵阳流传的顺口溜“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概括了贵州近代史上三大家族的典型特色。高家多田产,粮谷满仓;唐家由科考出仕者众,顶子尤其耀眼;华家经营盐业、茅酒、文化出版乃至矿藏开发,经商致富。到抗战期间,东部经济文化发达区域相继沦陷,国家机关、教育机关和研究机构内迁,文人学士、政经精英僻处西南一隅。在贵州一地,大夏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迁入,带来的是文化上和学术上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气息。而华家经营的文通书局及相关文化事业,尤其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称许。正如仲仆所言,知道华问渠者,不在少数。但在作者看来,华问渠之所以受到大家待见,除其经营文化出版事业之外,“茅台酒”亦为其带来了相当的名声。这从今日返观,更可知作者所言之不虚。华家在贵州近代历史上的地位,只有一些熟知老贵阳掌故的耆宿或研究者方才稍有了解。但华氏与茅台酒的关系,则通过茅台酒“华茅”品牌的推广和厂区内矗立的雕塑,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


  在仲仆的这篇文章中,提到了华氏家族的茅台酒与文通书局这两大产业。华茅的创设和发展,自有其一段历史,当另文详细叙述。此略言文通书局及其与茅台酒之关系。文通书局由华之鸿于1909年创设,取“文以载道,通达心灵”之意,集编辑、出版、印刷于一体,为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民营出版机构。抗战期间文化教育事业内迁,文通书局取得了长足发展。其时也,黔籍学人马宗荣、谢六逸与华问渠商议,创设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书籍,创办《文讯》月刊。编辑所内,群贤毕集,聘请的112位编审委员,均为在各界卓然有成的大家,如哲学家冯友兰、贺麟,历史学家萧一山、张其昀,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文学家卢前、杨振声、梅光迪等。而出版的作品,亦多受推许,如文学翻译家曹未风(1911-1963)所译之《莎士比亚全集》,由文通书局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文通书局共出版书刊近500种,涉及文学、史地、天文、数学、理化、建筑、医学、教育等类别。其网络几遍及各地。解放后,文通书局业务受到压缩,只准出版医药卫生方面的书籍。随后,文通在国内的各大分局先后被并入国营出版机构或停业。(张国功《贵阳文通书局的历史与启示》,《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


  仲仆之所述,也有与实际不合的地方,如其对文通加入“七联”的时间。根据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何长凤教授的研究,“七联”的成立及文通书局之加入,乃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非为光复之后。“七联”全称为“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是当时教育部主持下成立的统一供应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机构的联合组织,并分配了具体的份额,大致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各占23%,世界书局12%,大东书局9%,开明书店7%,贵阳文通书局3%。(何长凤:《贵阳文通书局:1909-1952》,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8-100页。)文通书局所占份额虽然最。??诘笔钡睦?坊肪臣俺霭婊?共季稚,已经是极为难得的发展机遇。清末新式教育改革以来,教科书出版就是各大出版机构最为盈利的部分。加入七联取得教课书出版供应资格,对文通书局的经营助益不小。


  茅台酒与文通书局的关系,非但是其同属华氏企业家族的组成分子,更从资金上为华氏的其他事业如文通书局等的正常经营提供了支持。仲仆在文章中写道:“在此期中,华氏个人,就幸亏有茅台酒的盈利,以资挹注,使‘文通’挣到了无限光明,是‘文通’受‘茅台’的惠,实在不小。”何长凤教授以1939年为例核算了成义茅台(即华氏经营之茅台酒烧坊)的经营情况,认为成义茅台获得的利润是相当丰厚的。该年生产酒3万斤,每斤售价1元(包含各项税款在内),共计价值3万元。购买高粱200石,2000元,购买小麦200石,2600元,两项共计4600元;燃料用煤20万斤,2200元;酒瓶3万个,1500元;固定资产折旧费500元;雇用固定工人19人,雇用临时工折合固定工3人,共计22人,全年工资2340元(包括伙食费在内);开支管理费(包括职员工资、应酬费、商标费等)共计2260元。全年各项总开支共计13500元,从总收入3万元中扣除后,获取利润高达16500元,投资回报率超过120%。“这些钱大都用在贵阳文通书局出书上面”,而不是用于茅台酒的扩大再生产上。(何长凤《贵阳文通书局:1909-1952》,第 92页)


  在仲仆《茅台酒与文通书局》一文中,还透露出了另外一个信息。即,其时茅台酒之外售与推广,多借助于华氏之文通书局。文通在西南出版事业发展史上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文通之销售处和相关机构遍布西南各地。抗战胜利后,又借助于加入“七联”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教科书的机会,将业务扩展至国内其他地区。正如此文所提及之湖南长沙,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从早期茅台酒的影响来看,在北平、青岛、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地,都有时人消费茅台酒的确切记录。好些消费场合,主要是接受别人的馈赠。而通过市场销售购得者,现有资料缺乏相关记载,我们难知其详。但仲仆此文,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明确的线索。那就是,在长沙市场上,其时已经有了茅台酒发售。这是随着华问渠和文通书局在长沙业务的推广而抵达当地市场的。虽然我们仍不知道其时销往长沙的茅台酒究竟有多少,但起码告诉我们,茅台酒借助文通的分布网络,进入了文通经营范围所及的地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酒与文通书局,确实是在“融合发展”的。只是,1946年的中国,已经处于翻天覆地剧变的前夜。限于时代的局限,茅台酒和文通书局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若假以时日,或措置得法,茅台酒与文通书局,或会成为融合发展的典型。


  作者简介:郭旭,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人,贵州商学院副教授,博士毕业于江南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人员,长期从事酒文化写作和酒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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